1958年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词“跃进”横空出世，这一概念的诞生与周恩来、毛泽东的互动密切相关。

早在1957年6月26日，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时，便两次使用“跃进”一词。他提到1956年经济建设“采取了跃进的步骤”，并实现了“跃进的发展”。这一表述突破了此前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“冒进”定性，成为“跃进”概念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。

1958年5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，彭真向毛泽东提交了1957年11月13日《人民日报》社论《发动全民，讨论四十条纲要，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》。该社论首次以“跃进”替代“冒进”，毛泽东读后大为赞赏，于5月26日致信全党，称“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”，并幽默提议将“第一号博士头衔授予发明‘跃进’口号的科学家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毛泽东并非最早发现“跃进”一词的人。彭真在提交社论时特别提醒：“‘跃进’一词在周恩来总理去年的报告中已用过。”周恩来随后致信毛泽东，坦言自己虽在报告中肯定1956年的“跃进”成果，但当时未意识到“反冒进”是方针性错误，亦未将“跃进”与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结合。

在毛泽东推动下，“跃进”迅速成为国家战略。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，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被确立为总路线核心内容。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，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强调“建设速度是首要问题”，毛泽东更盛赞周恩来的报告“以无产阶级战士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”。

“大跃进”运动最终被历史证明为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次严重挫折”。然而，“跃进”概念的提出与演变，折射出当时领导人加速国家发展的迫切愿望。周恩来以务实态度首创词汇，毛泽东以政治智慧将其升华为全民动员口号，这段历史既展现了特定时代的理想主义激情，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教训。

正如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回忆，当有人向毛泽东推荐“大跃进口号”时，他仔细阅读后点头认可：“这个提法很好。” 一词之变，承载着一个时代的选择与代价。